没有胆量就没有创新

提出建立“杏花村汾酒文化学”，是很需要些“酒胆”的。　　客观地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人相信，杏花村汾酒文化竟然可以成为一门学问。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汾酒文化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那么中国的所有名白酒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那中国白酒业岂不“学问”林立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杏花村汾酒文化是怎么回事。其实，不用说中国名酒，即便是放眼世界酒文化，杏花村汾酒文化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无论是威士忌名牌尊尼获加、芝华士，白兰地名牌马爹利、人头马、轩尼诗，伏特加名牌斯米诺夫，波尔多的酒庄，德国的啤酒，以及中国所有的名酒，其品牌文化影响力或者仅仅局限于本品牌，或者局限于某个品类。而杏花村汾酒文化，却是与中华5000年文明并行的，是中华酒文化唯一的完整标本，她曾改变了中国酒业的走向，并参与缔造了中国白酒业今天的基本格局。可以说，要研究中华酒文化，首先要研究杏花村汾酒文化。　　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先生对汾酒文化有三个定位：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这个定位是非常中肯的。一，山西杏花村汾酒史5000多年，从未中断过。现在有许多白酒都宣称自己的历史是几千年。但是，除了汾酒，没有哪个白酒敢说这个历史从未中断过。而汾酒这个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是用实物来证明的。在山西杏花村，有一个仰韶文化遗址叫杏花村遗址，时间大约从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到夏商周时期，历时2000多年。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各个时期的酒器、酒具，证明了杏花村夏商周之前的酿酒史。在汾酒集团，有中国最早的独立的酒文化博物馆，馆藏酒器酒具都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从杏花村周边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收集来的。这些酒器酒具从周代一直到民国，每个时期都很丰富，共1000多件。这个博物馆证明了周代以来杏花村的酿酒史。一个酒的品牌史，5000多年绵绵不绝，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酒文化史上也是奇迹。其二，杏花村名酒史1500年，也从未中断过。汾酒从北齐时候成名，载入二十五史，后来载入《唐诗三百首》，载入《四库全书》，唐宋元明清，代代有名酒，一直到今天。其三，山西汾酒技术工人，在明清时代随着晋商的脚步，将杏花村酿酒技术传播到了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包括今天的名酒之乡贵州、四川、陕西、江苏，许多名酒都与汾酒有直接和间接的传承关系，所以说汾酒是中国白酒之源。其四，山西汾酒从1910年以来的百年中，创造了中国白酒业的若干项第一：第一个注册商标，第一个成立股份制企业，第一个形成全国市场网路，第一个形成品牌体系等等。汾酒是中国白酒中唯一获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最高大奖的品牌，也是中国白酒中最早的国宴用酒。其五，历代文人给杏花村汾酒留下了诗词歌赋3000多篇，书画作品3000多幅。这个积累，在世界酒文化史上也难找出第二家。　　杏花村汾酒丰富的历史文化、酿造文化、酒器文化、品牌文化、汾酒文学、汾酒书法、汾酒绘画，以及古汾州地区的农业文明和酒文化，构成了“杏花村汾酒文化学”丰富的研究内容。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酒品牌的文化可以作为一门学问去研究，那一定是汾酒。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杏花村汾酒文化学”一定可以成立。至少到目前为止，“杏花村汾酒文化”还不具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所以说，“杏花村汾酒文化学”专栏的使命，不是要马上建立这门学科，而是把建立学科作为一个目标，一个愿景。　　“杏花村汾酒文化学”，将从这里启程。“不到长城非好汉”也好，“只管攀登不问高”也罢，关键是要往前走。在这个历程中，衷心盼望广大读������ѵ��者给予批评与指正、支持与鼓励。各位读者才是这件事情成功的强大动力。　　好的，咱们出发吧。　　先有酒，后有饭　　——人类农业起源与酿酒的关系　　关于人类农业的起源，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各有各的道理。不过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农业是从采集发展而形成的。就是说，古代先民是先采集各种野生谷物，慢慢发现了这些谷物的作用，扩大采集规模，一直发展到自己种植，“农”就成为“业”了。　　从野生采集到自己种植是怎么过渡的，众说纷纭。在进入农业文明之前，先民或者靠狩猎为生，或者靠采集可食用的植物的根、茎、叶、果实为生。野生谷物的种子，由于坚硬，难以生嚼，而且先民们不断迁徙，没有太多的时间在野生谷物种子上打什么主意。于是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先民们之所以开始重视野生谷物种子，并尝试种植，是因为HR��ѵ这些“小颗粒”可以酿酒。　　1937年，我国考古学家吴其昌先生指出：“我们祖先最早种稻种黍的目的，是为酿酒而非做饭……吃饭实在是从饮酒中带出来。”上个世界80年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家索罗门·卡茨博士也发表论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人们最初种植粮食的目的是为了酿制啤酒。人们先是发现采集而来的谷物可以酿造成酒，而后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以保证酿酒原料的供应。1992年，加拿大学者海登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享宴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而狗除了狩猎以外也是一种美食。　　关于谷物自然发酵成酒，中国酒史专家有过这样形象的推断：“大雨过后，窖存的谷物经常浸水，吸水的粟或黍借低温而发芽，活化了其中的淀粉酶，使淀粉变成糖与窖中水融合，在酵母的作用下就变成酒，称之为自然酒。先人饮用这种酒的历史，在《礼记·礼运篇》有“汙尊而抔饮”的记载。即用双手捧起坑中积存的天然谷芽酒情景的描述”。　　综合以上国内外专家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在采集农业时代，先民们先是发现了自然酒，并尝到了“甜头”，于是逐步开始模仿大自然赐予的神秘饮料，酿酒成为采集野生谷物种子的动力。在野生谷物种子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先民们又逐步开始尝试种植谷物，人类的农业文明就此拉开了序幕。　　聪明的山西人　　——山西是中国农业之源　　山西省是中国农业的主要发源地。197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开始调查发掘山西沁水下川遗址。根据碳14测定，该遗址距今2.4万年到1.5万年之间，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极具代表性的一处遗址。遗址中发现了用于采集及加工采集食品的工具手斧、锛状器、琢背小刀、锯、雕刻器、刮削器、磨盘、磨锤等。人文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恩涌先生认为，手斧和锛可用于采掘；琢背小刀，在西亚用于收割野生麦类的原始工具，磨盘是加工谷类种子便于食用的原始工具。这些工具配套出现，说明我国北方已从采集根茎、果实等采集活动转向种子的采集，进入高级采集活动阶段。这些器物的出现，也可作为我国采集草本野生谷类种子的开始、我国农业起源的开始。　　山西省是我国最早出现采集加垦殖农业的地区。1963年，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在山西考察时，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的代表性遗址——山西怀仁县鹅毛口遗址。在出土石器中，与狩猎有关的刮削器数量较多，形式复杂，加上狩猎用的石球与兽骨化石，说明狩猎仍占一定地位。但是石器中，作为垦殖工具的石铲、石锄所占的比例很大，收割用的石镰也有一定数量，加上砍伐用的石斧、砍砸器，说明农业活动的地位加强。张维黑在其《原始社会史》中，将鹅毛口遗址作为我国出现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社会经济的代表。　　以上两处遗址，一个地处山西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一个地处太行山西麓的森林草原地带，都可能是我国北方野生黍、粟等耐旱草本植物的原产地带。但是，这些地带为什么没有最终成为我国北方的农业中心？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文明古国农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埃及、巴比伦和印度这三地文明所依赖的小麦，其野生状态下的自然分布区是土耳其南部与东部地中海沿岸的高地上，而种植小麦的农业区所支持的三地文明，却在其原自然分布区之外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以及印度河的两岸地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采集农业与种植农业所需的条件不同所决定的。在上述几条大河的两岸，有天然优越的光、热资源，有河流沉积的肥土，加上人为灌溉，使小麦获得高于原产地的产量，从而促进了文明在该地区的出现。　　我国也是如此。山西汾河流域与陕西的渭河、洛河谷地，最早成为我国北方的农业中心。虽然我们不能说山西中东部的沁水下川遗址、山西北部的怀仁鹅毛口遗址，与汾河流域的农业兴起有直接关系，但其间是有科学规律可寻的。上述的汾河流域、渭河、洛河流域，都处在厚厚的黄土形成的高原地带，由于黄土的土质疏松，易于耕种，又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加上合适的气候，黄土高原的大河两岸就成为我国旱作农业的重要地区。　　那是1982年　　——杏花村遗址之一　　如果说人类酿酒技术已经传承了300代，人们或许会信。假定一代为20年，300代为6000年。人类学会人工酿酒，是从前农业时代就开始了，6000年不足为奇。但是，如果说某一个品牌的酿酒技术，已经传承了300代，或许没人会信。而山西汾酒，却实实在在是300代传承的结果。　　这个事实，甚至连杏花村的酒工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酿酒技艺，是他们祖先的祖先一脉相承、不断发展了300代，流传下来的。直到1982年的那个秋天。　　1980年夏，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的晋中考察队，在黄景略、张忠培、王克林先生的主持下，选择山西省太谷县白燕遗址，作为有计划、有步骤开展晋中地区考古工作的基点，揭开了晋中地区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1982年春，根据白燕遗址发掘提出的问题，先后在太原盆地周缘、汾河中游地区的太谷县、汾阳县、孝义县及汾河上游地区的娄烦县进行了多次专题调查，并对典型遗址有针对性地作了小规模的试掘。同年7月至11月发掘了汾阳县杏花村遗址。　　晋中考古发掘的三位主持者，可都是中国考古界了不起的人物。黄景略先生，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忠培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克林先生，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署名“晋中考古队”、许伟参与执笔的《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中写道：“杏花村属汾阳县，现由东堡和西堡两大部分组成。遗址分布在东堡以东，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势北高南低，其间分为几个或自然形成或人为造成的阶地。吕梁山脉绵亘于其西北，太（原）汾（阳）公路经过其南。整个遗址按试掘及发掘探方的分布划为五个工作区，Ⅰ—Ⅳ区均为遗址部分，Ⅴ区是一处墓地。”　　“根据获得的层位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杏花村遗址的堆积形成经历了八个阶段。”其中，第一段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大约为5000-6000年前）；第二段、第三段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下限为公元前3000年）；第四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大约为4500年前）；第五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大约为3900年前）；第六段属于夏代文化早中期；第七段属于商代；第八段属于晚商时期，个别或属于商周之际（大约在3000年前）。　　杏花村遗址的上述这八个阶段，起始于约5000-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结束于3000年前的商周之际，跨度达两、三千年之久。　　杏花村遗址的发掘，是整个晋中考古发掘最大的收获之一。从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确定，杏花村先民至少从6000年前，就开始掌握了人工酿酒的初级技术。而且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随着蒸煮谷物炊具的不断进步，酿酒技术不断提高。就这样传承了300代，一直到今天。　　如果您到山西旅游，一定不要忘了去杏花村看看。说不定你能从那些酒工脸上，依稀看到中华先祖的神情。　　伏羲之路的支点　　——杏花村遗址之二　　杏花村遗址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分别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和晚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测定，这个地区仰韶晚期的年代下限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期，即约5000年前。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5000年之间。它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北省之间。今天在中国已发现5000多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山西省1000多处。　　“杏花村遗址”作为仰韶文化的五千分之一，好像也很平常。但是，这5000处仰韶文化遗址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西部的甘肃天水大地湾文化，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发源地。最早的遗存距今7800年，一直发展到4800年前，涵盖了“前仰韶文化”时期和仰韶文化时期。东部的河北仰韶文化遗存，比甘肃要晚2000多年。于是，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个远古文化在甘肃到河北之间，有一条传播路��ѵ线。根据各个遗址出土文物的比较研究，这条中华先祖长达2000多年的迁徙路线已经被整理出来。　　2009年9月12到13日，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了《伏羲台之谜》，其中对这条迁徙路线进行了明确的描述：“从甘肃天水大地湾出发，经过西安半坡，河南三门峡，山西运城，山西中部汾阳的杏花村和段家庄，再到山西北部的忻州、游邀，最后来到河北新乐，这是一条长达两千多年的人类生活和迁徙路线。”　　这样，“杏花村遗址”从5000多个仰韶文化遗址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先祖大迁徙路线中的五大支点之一。《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和谱系》指出，（以杏花村为中心的）“晋中古遗存又始终以鲜明的自身特色在本土稳定持续地发展，并向本土以外扩展，从而使晋中地区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支点，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甘肃到河北的仰韶文化之间，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秘密。甘肃大地湾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与传说中的伏羲氏的年代很接近。天水有伏羲庙，并且是传说中伏羲出生的地方。而河北新乐也有伏羲台，是传说中伏羲氏成长的地方。学者们认为，伏羲在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人，是一个部落的首领。但发展到后来，伏羲就代表了一个时代。从甘肃到河北2000多年的中华先祖大迁徙，也可以认为是伏羲时代，或者是伏羲之路。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伏羲氏是三皇中的第一皇，比炎帝、黄帝还要早。我们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但首先是伏羲子孙。“杏花村遗址”作为伏羲时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支点，确实是大有来头。还有一个考古发现令人兴奋。在杏花村仰韶文化的源头——甘肃天水大地湾史前文化遗址的早期遗存中，不光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制品，同时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种植农作物——黍。说明在七千多年以前，大地湾就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同时也说明，酒乡杏花村在五、六千年前开始用“黍”酿酒成为可能。直到今天，杏花村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仍在用“黍”自制米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