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如何合法避税？

当前，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预算正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这些国家的财税部门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要求它们尽一切可能向企业界征收税款，还针对企业捐税收入遭到侵蚀的现象出台了各类遏制措施，其中包括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有关在若干欧盟国家统一税基的提议。但《金融时报》在对企业避税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证据表明，各国税务部门在与税收套利(tax arbitrage)行为的斗争中处境不妙，因为跨国公司为谋求集团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可把营业收入、成本、借贷和盈利分配到对其最有利的税务辖区内。企业不断提高对股东价值的重视，也使税务部门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由于税负对企业的损益表底线有着巨大影响，因此企业主管们(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均觉有责任对税负进行“积极管理”。这就催生了各种日趋复杂和牵强的避税策略。《金融时报》的研究显示，企业捐税收入遭到侵蚀的严重程度，超出人们的普遍认知。正如本文及明天将要发表的下一篇文章所揭示的那样，目前已有明确证据表明：税务部门手中的各种主要武器是无效的。在英国，公司在登记时提交的各种数据构成了一个档案库，由英国公司登记局(Companies House)负责管理，这为公众了解外资企业的子公司提供了一个窗口，是多数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里保存的会计记录不仅能让人们深入了解跨国公司在英国开展的业务，还能看到全球化对企业税负带来的更广泛影响。对领先外资企业的帐目进行广泛研究后，可以发现这样几种情况：第一，在英国这样的高税收国家，外来投资在整体上倾向于增加被收购企业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而减少其股本。这种安排有利于减税，因为母公司可通过税收规则所允许的利息收取方式，从海外子公司回笼资金；第二，一条旨在防止海外跨国公司对集团内部债务收取高额利息，从而回流盈利的所谓“资本弱化”(thin capitalisation)规则，被证明是无效的；第三，外资企业在英国的子公司，其营运利润率往往显著低于海外集团帐目，显示出滥用“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手法的情况相当普遍；第四，英国经济中某些由外资主导的行业纳税极少，如汽车工业和投资银行业。附表列出了以营业额计算，排名前20位的非石油行业外企向英国税务部门缴纳的税款。虽然这些数据有众多需要加以说明的地方(下文有具体解释)，但总体情况却十分惊人。即使这些企业在海外的总营业额达960亿英镑，盈利却惊人地少，而它们向英国当局缴纳的税款更是少之又少。2002至2003年度，英国的企业税收总额高达295亿英镑，而这20家外企中有8家缴纳的税款微不足道，甚至根本没有纳税。其中某些情形是具有正当商业理由的。汽车工业的竞争形势相当严峻。还有一些企业，如IBM，刚完成大规模的重组(在英国，裁员成本可从应税款项中扣除)。而另一些公司则背负着前几年遗留下来的税务亏损(tax loss)，包括橙电信(Orange)。但有迹象显示，某些外企通过“转移定价”和“集团内收费”的手法，人为压底其盈利能力(参见周四文章)。《金融时报》的研究显示，海外子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形态，受到母公司所在国及子公司所在国税务管理的双重影响。对于许多公司来说，税务上最具效益的解决方案是负债经营。在附表的20家外企子公司中，有14家对跨国集团内部的其他公司欠有净负债，显示这些企业可能有意将债务安排在英国，以享受慷慨的债务利息减税待遇。有13家外企子公司不向其母公司派发任何股息。这种情况反映出，英国在欧洲国家中企业税相对较高。相比之下，爱尔兰、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瑞士等欧洲国家向海外企业投资者提供优惠的税收待遇。从沃尔玛超市(英国)公司的财务报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具有高度税务效益的资本结构对企业捐税收入造成了合法的损害。ASDA集团1999年被沃尔玛(Wal-Mart)收购，2002年宣布了6.08亿英镑的全年税前盈利。而该项盈利到了ASDA的母公司，即沃尔玛超市(英国)公司那里，因为扣除了利息费用和收购时安排的商誉摊销，就缩减为2.09亿英镑。其结果是，当年税费(不计留到未来的递延税项)只有8000万英镑，低于1998年度(沃尔玛提出收购要约之前)ASDA帐面上1.05亿英镑的当年税费，尽管在此期间，ASDA的盈利从4.05亿英镑增加到6.08亿英镑。此类税收减少事件的发生，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的必然结果。外国直接投资使企业在国际税收套利上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对某些公司来说，在外国通过股权融资方式为其海外子公司募集经营资金更为有利。附表中4家不欠集团内部其他公司债务的外企全部来自德国，这并非巧合。对德国公司来说，来自海外投资的股息，以及出售海外子公司所得的收益，基本上都是免税的。因此对它们来说，比较有利的做法是在本国借债(借款的利息能用来抵税)，用于在英国进行收购。然后，这些公司将借款以股本方式投资于英国子公司。2002年，德国能源公司Eon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以52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英国发电及供电企业Powergen。Eon英国子公司的权益资本达51亿英镑，远远超出Powergen的未偿债务。针对外企向海外的集团成员公司支付过高利息费用的做法，税务部门主要的防范措施是“资本弱化”(thin capitalisation)规则。该规则规定，假如集团内部的借贷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使子公司的盈利被人为压低，税务部门可以要求外资企业注入新鲜股本，以充实该子公司的资本基础，否则，未来的利息费用就不能从应税盈利中扣除。但英国公司登记局(Companies House)的证据显示，某些大型企业正在成为漏网之鱼。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IGE美国投资公司(IGE USA Investments)，这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GE)在英国为多项业务活动设立的控股公司。除了各产业内的业务之外，这些活动也包括了GE的金融分支GE Capital的业务。“IGE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在表面上相当虚弱：资产净值为21亿英镑，但对GE集团其他成员公司却有44亿英镑的净负债。当然，这种情况对于拥有庞大金融子公司的大型集团企业来说并不反常，因为金融业务常常涉及大笔负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营收帐目。2002年，“IGE美国”的营业额达到44亿英镑，扣除利息前盈利达到1.83亿英镑。但在扣除净利息费用，包括向集团内部其他公司偿付的2.46亿英镑利息费用之后，上述盈利就变成了5700万英镑的亏损。在得到了7300万英镑的税收减免(tax c����redit)后，IGE最终宣布了数额有限的税后盈利，并把多年积累起来的6.72亿英镑亏损结转到未来财务年度，该数字实在令人惊讶。GE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最强的跨国公司之一，受到欧洲各地竞争对手的普遍敬畏，其子公司却出现了这样的经营结果。这虽然荒谬，却未必完全出乎意料，因为GE在美国就以“积极管理”税负出名。GE表示，多年来该公司一直与英国税务局(Inland Revenue)保持着共识，并符合“资本弱化”规则的各项要求。 另一个引入注目的例子，是并未列入附表的雀巢控股(英国)(Nestle Holdings (UK))，其资产负债表已危机缠身。2002年底，其资产相对于负债短缺7.98亿英镑，假如按照英国新会计准则FRS17对养老金的要求来计算，该项短缺高达12.16亿英镑。该公司当时对雀巢集团内其他成员所欠的净负债为16亿英镑。有一笔12亿英镑的注销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主要涉及朗特里(R������ѵ��owntree)糖果公司的价值下跌，这是一家雀巢在1988年收购的企业。由于这笔注销的关系，再加上FRS17养老金短缺只对利息费用有间接影响，因此在税务上需要先将该笔注销计入资本基础，然后再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评估。但即便这样，该公司也只剩下4.02亿英镑的资产净值来支撑其对集团所欠的沉重债务。从英国税务局的观点看，问题在于，该公司4100万英镑的利息前盈利，在向雀巢集团其他公司支付了贷款利息后，就变成了5400万英镑的税前亏损。雀巢公司不愿就此发表评论。“资本弱化”问题的最后一个实例是本田汽车欧洲公司(Honda Motor Europe)。根据英国公司登记局的记录，本田汽车欧洲公司在最近两个财务年度总共亏损2.01亿英镑。以2003年3月31日的数据计，该公司的资产净值只有3700万英镑，但对本田集团其他公司所欠的净负债达到5.10亿英镑。这些集团内部债务中，有3.28亿英镑未支付利息。这或许反映了“资本弱化”规则的效力，但无法得到证实，因为本田公司无人回电。不过，即便只计算该公司已经向本田集团其他子公司所支付的1530万英镑利息，还是使其陷入590万英镑的税前亏损。按英国税务局目前实施的规则，决定性因素在于：在借方与贷方并无关联，而且不从集团内其他公司得到任何财务支援的情况下，借方所必须支付的利息金额。而上述几个实例揭示出的问题是，英国税务局的规则是否足够严格？其执行力度是否到位？对税务部门来说，金融企业的资本状况问题不那么大，因为金融监管机构对执行有关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非常严格。然而，还是有许多压低应税收入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包括银行家们通过创建递延税项资产，从而把税项负债延至未来的非凡能力。递延税项资产(deferred tax asset)实质上就是在未来少交税款的权利。此类资产来自时间性差异(timing differences)，即在税务计算中纳入各个不同时期财务报表上的收入和支出项目。最简单的递延税项资产，便是在没有足够盈利来抵消税务亏损(tax loss)的情况下，把税务亏损结转至未来。90年代的股市泡沫破灭后，业绩糟糕的各投资银行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实例。瑞士信贷第一波��ѵ士顿(英国)投资公司(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UK) Investments)在截至2002年底的一年中税前亏损1.92亿美元，既无须缴纳英国税款，还在资产负债表上结转了2.81亿美元的税务亏损。相比之下，该公司在伦敦从事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的子公司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国际公司(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International)，在同年实现了2.15亿美元的税前盈利。但该公司当年缴纳的英国税款只有2500万美元。2003年，该公司的税前盈利达到2.75亿美元，而其当年缴纳的英国税款则为零。这主要反映了时间性差异和过往年度调整(prior year adjustments)的因素；在投资银行业中，这些差异和调整异乎寻常地频繁，数额之巨也大不寻常。伦敦盈利能力最强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英国)控股公司(Goldman Sachs Group Holdings (UK))，居然利用这些时间性差异消除了当年全部英国税费。该公司截至2002年底的帐目显示，税前盈利达到6.65亿美元，而税收减免为700万美元。这笔减免源自与发放限制性股票有关的时间性差异；高盛于1999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时，曾向员工发放过此类限制性股票。高盛结转了与此类员工奖励挂钩的3.06亿美元的递延税项资产。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Morgan Stanley International)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截至2002年11月底的一年中，该公司的税前盈利达到5.01亿美元，而其英国税费仅为3100万美元。同年，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应向海外税务部门缴纳的税款达到9400万美元。只有美林欧洲公司(Merrill Lynch Europe)缴纳的税款在其盈利中占据了显著的百分比。不过，如果其纽约母公司的主管认为，美林欧洲在英国的税费管理上不如同行有效，并对此表示担忧的话，那是不会令人奇怪的。以2002年底的数据计算，这四家投资银行的递延税项资产总额超过11亿美元，足以确保它们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向英国税务部门缴纳的税款继续低于正常水平。而投资银行业制造时间性差异，特别是借助衍生品交易在不同财务时段之间轻松分配收入和成本的能力表明，伦敦金融城最具活力的外企所缴纳的税款，仍将在一段时期内相当有限。投资银行家们指出，他们贡献了大笔个人所得税。即便如此，税务部门竟如此戏剧性地被高级金融操作抛在一旁，而外国直接投资在整体上向英国政府缴税竟如此之少，这些事实无疑是对资本国际化的特别写照。